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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前中国癌症早诊早治的历史与发展
我国癌症的早诊早治工作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河南医科大学病理科沈琼教授应用“双腔管带网气囊”进行食管脱落细胞学检查,国人对食管癌早期病变的认识由此开始。
1973~1975年的3年死因回顾调查发现我国许多常见恶性肿瘤,如胃癌、食管癌、肝癌、大肠癌、肺癌、宫颈癌及鼻咽癌等,呈地域性聚集分布,由此发现癌症高发区。高发区相关癌症的死亡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危害严重,因而建点开展防治研究,称之为癌症高发现
场。20世纪70~80年代,全国癌症高发现场曾多达60余处,主要开展危险因素、病因学、早诊早治的研究以及“群防群治”。据不完全统计,在高发现场开展的常见癌症的筛查达数百万之多,取得不少成果与经验。
1974~1985年间,江西妇幼保健院与江西靖安县子宫颈癌防治研究所通力合作,经过6轮筛查及早诊早治,使该县子宫颈癌的标化死亡率由44.7/10万下降为6.9/10万,下降了84.6%。在食管癌高发区,一项筛查27.8万余人的统计中,检出食管癌及贲门癌3693例(1.3%),其中早期癌1499例,占40.6%。同时相关报告指出[11],随访204例早期癌患
者,其术后的10年及25年生存率分别达71.6%、48.0%,效果令人满意。1971~1977年,江苏启东应用甲胎蛋白(AFP)筛查178.7万人[12],发现了1026例肝癌,早期肝癌约占1/3。早期肝癌的发现推动了小肝癌的手术治疗,极大地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
1978~1982年在广西梧州市及苍梧县,首次应用EB病毒VCA/IgA抗体血清学方法对16万人进行鼻咽癌筛查,早诊率达到80%以上。同时,梧州市对筛查的20762人进行了长期观察,VCA/IgA阳性1136人,检出鼻咽癌18例(16例为早期),继续随访22年,共发现鼻咽癌61例,而抗体阴性组中仅发现4例(3例诊断时抗体已转阳),进一步肯定了该筛查方法的意义。早期鼻咽癌经放射治疗,可获根治效果。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高发现场及癌症早诊早治工作遇到巨大挑战,经费短缺、人员流失、工作停顿成了共同的难题。2002年中国癌症基金会和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在江苏启东举办“全国癌症高发现场研讨会”时,估计仅1/3现场能够维持正常工作,它们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临床诊疗收费和国际合作研究
项目。
中国癌症高发现场及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历史同时存在辉煌与困境,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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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癌症早诊早治工作的问题解析
癌症早诊早治工作包含四个方面的要素:有效的筛查及早诊方案,使患者得以早期发现;有效的早期治疗措施,使患者经早诊早治后可长期存活,降低死亡率;覆盖面足够广,对该病的防治产生规模效益;有效的保障措施,如经费、卫技能力等,保证其可持续发挥效用。
这四个方面亦可以下述问题描述:
①早诊早治技术/方案是否有效?一般均以死亡率为终点进行评价;②成本—效益是否合算?应进行独立的卫生经济学评价;③技术队伍的能力是否足以承担任务?④经费能否保障?⑤是否能够形成公共卫生政策使其持续发展(建立长效机制)?
前两个问题是科学问题,应通过符合循证医学标准的临床研究来回答。在发达国家,临床研究证明有效、并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癌症早诊早治方案,很容易被纳入医疗保障体系,成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一部分。这主要由于其完善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体系,在技术能力和经费投入中所受到的限制较少,而介入医保体系的第三方(服务中介)又能及时认识到,癌症的早诊早治较之“晚诊晚治”,能够节约资源,与其利益相一致。
后面三个问题则更多地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涉及医疗卫生体制、政策、能力建设及经费投入等。即使科学证明某些癌症的早诊早治技术/方案如何有效,在发展中国家仍需经历一个过程才能得以应用,这就是试点和逐步推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地解决能力建设和费用分担机制,用事实表明其可行性,并就其实施取得共识。试点还可以进一步完善技术方案,创新实施办法,是癌症早诊早治实施中非常重要的步骤。我国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
癌症早诊早治方案推广前的试点就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