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痛动物模型的建立，为癌症痛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1999年美国的Schiwei等人首次报道了小鼠股骨癌症痛模型。具体操作方法是将105NCTC2472纤维肉瘤细胞经膝关节切开术种植于同源C3H/HeJ小鼠股骨远端的骨髓腔内。结果发现在种植后(postimplantationday，PID)的第21天，经X光片可观察到明显的骨质破坏，组织学切片显示破骨细胞数目增多和骨结构重建。 行为上动物出现自发痛现象(spontaneouspain)，表现为同侧肢体的蜷缩和保护行为，同时出现触诱发痛(allodynia)，并且痛行为与骨质破坏的程度成正相关，3~30mg/kg吗啡皮下注射(s.c.)可翻转，并呈剂量依赖关系[5]。2001年Wacnik等在前人研究的基上进行了改进，应用同一细胞建立了小鼠跟骨癌症痛模型，该模型各项指标出现时间早，如在种植后3天出现触诱发痛，6天出现骨溶解，10天出现冷痛敏。 与股骨模型相比，选取后脚掌部位更易于进行痛行为的测定、电生理学记录、解剖学和组织学观察、局部用药等，同时避免了膝关节切开术对小鼠下肢运动功能可能造成的影响。之后他们还建立了小鼠肱骨癌症痛模型，方法及各项指标与跟骨癌症痛模型类似。

目前为止，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医学界发明了很多基因技术下制作的药品，这些药品对人类的医学发展和进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由细菌合成的药物是用于治疗糖尿病的人体胰岛素，于1982年投入市场，使糖尿病人摆脱了对猪、牛胰岛素的依赖。当时，每年投放市场的药物有近五分之一是基因合成的。到了1997年，德国共获得了43种基因合成药物。专家们预测，再过几年，如果没有基因技术参与的话，简直就没有办法研制新药。 基因合成促生长激素始于1985年，现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用于治疗脑垂体激素分泌不足的侏儒症患者。在基因合成的促生长激素面市之前，医生给患者的促生长激素是从死者的脑垂体中得到的，为了供给一个患者一年所需的生长激素，大约需要70具尸体。 从1987年开始，医生和病人得以使用基因合成的组织—血浆原活化剂。这种蛋白质用来打通堵塞的血管，可以挽救心肌梗塞病人的生命。组织—血浆素原活化剂是一种特别复杂的蛋白质，转基因细菌不能合成这种类型的蛋白质，因此科学家必须选用哺乳动物的细胞。 相应的转基因哺乳动物细胞也可以用来合成大量的8号凝血因子。血友病患者缺少这种必须的凝血因子。在基因技术合成的8号凝血因子得到使用之前（1987年），他们定期注射从献血者那里获得的8号凝血因子制剂。与基因产品相比，这其中包含着风险，可能会传播危险的病原体。而基因技术合成的8号凝血因子却具有诸多独特的优势。 以上就是一些基因制药的简介。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基因制药将会发展越来越快，并成为人类医药中极其重要的一股力量。

基因内部以密码的形式记录了氨基酸的信息。氨基酸是有机体中蛋白质分子长链中的不同部分，而蛋白质分子长链则承担着对生存极其重要的任务。在50年代，科学家们提出的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怎样破译遗传密码。因为基因位于细胞核内部，而蛋白质位于细胞核外面、细胞质里面，所以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已经清楚了：基因虽然获得了合成特定蛋白质的指令，但是她本身并不能合成蛋白质。因此，在细胞核的遗传信息和细胞内部的蛋白质合成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信使。 现在被科学界成为“基因表达”的过程，是弗朗西斯·克里克最早描述了它的基本特点。1958年，这个著名科学家在一篇题为《蛋白质的合成》的报告中向实验生物学学会阐述了他的思想。 克里克假设，隐藏在DNA中的生物信息，首先转录到一个信使上，再由这个信使把信息从细胞核中取出，带入到细胞质里，然后在那里将氨基酸合称为蛋白质。克里克推测，是核酸的同类——核糖核酸担任着信使的作用。克里克还假设，所有细胞中传递生物信息的过程都是这样的。 克里克的“中心思想”，即指令链的顺序是“从DNA、通过RNA、再到蛋白质的”，直到现在，这一点仍然是分子遗传学的基本概念之一。